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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现象表明，中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无论在整体结构还是在局部和个别的意义上，都将回应转型社会的发展要求，针对社会生活关系不断生成、定型和变化的状况，作出相应的调整。

四、宪制视野中的长城 长城是一个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古代中国的伟大工程，这很直观。农耕社区小，难以自发形成跨地域的社会组织联系，很难采取统一协调的行动。

[60] 这种不谈军事的话语流行或许与法律人的知识构成、专长和偏好也有关。[35]中国漫长历史上的许多内部政策和改革措施，都是为有效抗击北方民族而制定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有意淡化甚至遗忘军事实力，高歌民主、自由和权利，期望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相信，一国的良好宪制与其可以诉诸的军事实力完全无关，而只与20世纪才兴起的言论自由、正当程序和同等保护等宪法话语有关。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这种竞争中，前者从来占据了优势。将军事纳入宪制考量，主要有关宪制的实践。

这表明在宪制层面对军事问题的谋划和应对，夸张一点，确实可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重要的宪制问题不是什么法律同等保护或正当程序———这两者都以一个稳定的政治统治和管辖区为前提，以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联邦政府为前提。[16] 从中国法律哲学的立场和使命来如此理解《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也许更符合邓正来教授的本意。

在十多年前以在读硕士研究生身份所发表的一篇现在看来非常肤浅的论文中，我开篇就强调：理论法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现实法的注释，更为重要的应该是对现实法的评价和对理想法的建构，并以此指导法的实践活动。从哲学上看，理想图景的有与无和是什么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或者现实层面的问题，只有理想图景本身如何建构才是一个思想与理论层面或者学术层面的问题。[18]但邓正来教授自己在事实上却又始终是认为中国的法学学者确实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而不是不思这个问题，只不过邓正来教授指责中国法学学者所提供的不是中国的理想法律图景而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中国法律哲学之于真实的人及其生活的意义，是必须体现在真实的时空维度中的，抽象而一般的法律哲学或者说失去了时空维度的法律哲学对于思想实践而言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的。

恰如邓正来教授所言：在我看来，一方面，任何一种现行的法律制度和与之相关的法律秩序都不可能仅仅根据其自身而得到正当性解释。但只要他开始着手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想建构，就必然会有一个法律理想图景（可能是中国的，也可能是西方的，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的）的本质主义的结局在前面逻辑地等待着他，这样，他就不能不自我否定了。

但问题是，从邓正来教授的思维逻辑来看，这种推理是两种相对比较合理的理论推理路径之一。第二，这样的法律哲学，所关注的并不只是重新展现、感受和理解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法治的复杂性、艰巨性、特殊性以及与此相伴的长期性，而更为重要的，毋宁是反思既有的法治道路和探寻一条从当下的中国角度来看更为可欲和正当的道路或者一种更可欲和正当的社会秩序。邓正来教授通过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都市化的分析与批判性反思，实际上所表明的乃是对中国法律哲学缺乏真正的人的立场的严重不满，也是对中国法律哲学的人的立场的呼唤。[9]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页。

恰如邓正来教授本人所宣称的：首先，我所讲的法律哲学或中国的法律哲学，所关注的并不只是发现或解读那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起了或起着作用的有序的‘语法规则，而更为重要的，毋宁是对那些‘语法规则之于当下中国的可欲性或正当性进行追究。于是，邓正来教授从思想操作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也即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做了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的生活现实或者实践来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所以，邓正来教授对于中国法学学者依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及其所演化的现代化范式对中国的法律理想图景所做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判断和指责，真的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合理性可言的，当然也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逻辑可以支撑的独断。但同时，中国的法治实践也必须克服其‘城市中心主义的态度和立场。

但问题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如果中国法学学者统统放弃邓正来教授所说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西方现代化范式，而选择别的、也属于西方的一些社会理论，又当如何？其结果是不是依然还是只能结出西方文化基因的、还是属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果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能说邓正来教授主张凡信奉并运用西方的任何社会理论思考并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结果都只能是产生出地地道道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来。这种实践立场所显示的是，中国法律哲学必须密切关注和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实践，但这种关注和把握并不是、也不能是直接地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客观描述，也不是和不能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主观剪裁，而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切实把握与关注，也就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思想性的把握和关注，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或学术）性的把握和关注。

我个人认为，正来教授的这部作品在事实上的的确确把中国法学学者那种出于世纪情节而引发的对法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真正从学术层面做了极大的推进，从而也为中国法学界就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学学术史研究做了典型的学术示范，而这无疑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6]中国法律哲学对于中国立场的追求和坚守，或者说中国法律哲学对于主体性中国的自我认同，所力图表达的乃是中国法律哲学在思想上对于世界结构以及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思想造型的自主性与参与性，是对面向实践的思想言说的平等主体资格的一种追求。

同时，既然中国的法学学者无论依据何种学术理论资源，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都不能不是中国的，而且，这种多样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这些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在总体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显现出了中国法学的逻辑走向——即向何处去，那么，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理论问题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了，更何况，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设问十分明显地彰显出了一种强烈的理性设计色彩或者说本质主义的内在预设，而这恰恰与邓正来教授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相抵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看作为是邓正来自己对中国法律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使命的一种宣言。再者，法律哲学的根本问题，同一切文化性质的‘身份问题和政治性质的‘认同问题一样，都来自活生生的具体的世界空间的体验：来自中国法律制度于当下的具体有限的时间性，同时也来自中国法律制度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记忆。法律哲学本身就是对人的理想法律生活的思想建构，而这里的人又是在确定的时空维度中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有真正的生活的人。他说：我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事实上还隐含着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以及如何认识和解释‘中国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法学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比如说自觉不自觉地受着我所谓的‘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不加质疑地把西方社会的制度性安排转化成‘法律理想图景予以引进和信奉、进而遮蔽甚或扭曲中国现实社会结构或中国现实问题等等，除了本书所做的各种分析和讨论以外，都在根本上涉及到了我们重新定义‘中国、如何重新定义‘中国和根据什么定义‘中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法治问题上，我们既有必要承认其历史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又有必要承认其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适性与共同性的成分，因此，中国的法治实践必定是在对西方法治的借鉴与批判之中展开的。

因为判定中国法学学者所提供的这个法律理想图景是西方的，因而他认为是不可欲的。[1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页。

与此同时，对这种中国现实所做的理论处理又是我们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根据——或者说我们定义‘中国的根据，因为它是我们根据自己的话语去思考和想象中国及世界之未来的出发点。而这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关思想或者观念的操作问题，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造型的问题，当然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思想实践的问题。

四、中国法律哲学的问题制造 我是从法律哲学的问题制造的角度判断邓正来教授提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一个假问题或者伪问题的。一、中国法律哲学的立场 邓正来教授的论著通篇都是围绕着对他所谓的自1978年以来到2004年26年间整个中国法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集中对他所认为的中国法学中最有影响的几种理论主张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批判似乎也就成了正来教授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关注。

自然，中国法律哲学的使命也就是在上述思想立场上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2] 第二，中国法律哲学的人的立场。[17] http：//qawsed.fyfz.cn/blog/qawsed/index.aspx?blogid=37661. 2006年5月10日 [18]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法律哲学的中国立场的意义，也可以说，邓正来教授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所力图揭示出来的所有主题或者问题，都是从真正的中国立场而生发出来的主题或者问题。

也就是说，邓正来教授的论著的副标题更适合做论著的标题，而其论著的标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严格说来本就不构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或者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在理论上实际是个假问题或者伪问题。这是一个没有中国自己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

[12]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9页。这种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相关学科对自身的学术发展与理论进步的一种自我反省与意识，因而也并非没有意义。

我认为，这恰恰是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真正的思想与理论问题。[13]换一句话说，中国法律哲学必须自觉意识并真正开始思考其思想和理论的使命，必须自觉担当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旨趣与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

这是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会让我去提供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也许是自觉到了这个问题存在着的逻辑上的这个毛病，所以，邓正来教授强调这不是谁提供理想图景的问题，而是每个中国人，每个法律人，每个自以为他是关心中国的人应该思考的大问题，进一步说，提供不提供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当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这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则是我们必须现在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中国既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可以大胆地说，邓正来教授绝对是一个思想解构的大师，但他确实不是一个思想建构的大师，或者说，他根本上就无意成为一个思想建构大师。

但从结局的意义上来说，难道这个理想图景就不是本质主义的吗？我认为，在这里，邓正来教授在事实上还是认为他的这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长时段中依然有一个或者说依然无法避免本质主义的结局。[7]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哲学就是对于人们的法律生活理想或者理想法律生活的思想与观念造型，所以，为现实的人们提供符合生活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也就成为法律哲学的当然使命。

我知道，邓正来教授会说：这绝对是无理取闹。农村作为城市的边缘化地域，似乎也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是法治的边缘或边疆。

这表明了我们的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学术回顾与展望，在学术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大体上还是在原有的水平和层次上踯躅徘徊。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首先，在根本的意义上讲，‘中国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定义，而不能只由某些人——比如说中国的‘都市人——来定义，也绝不能由西方人来定义。